记一次书缘

记一次书缘

念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许定铭先生的大名了,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学时期作品收藏家,还为它们一一写下书话,好叫后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,至今不烂。那天趁着访问之便…

2019.09.21 阅读 1271 字数 1109 评论 0 喜欢 0
记一次书缘  –   D2T

念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许定铭先生的大名了,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学时期作品收藏家,还为它们一一写下书话,好叫后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,至今不烂。那天趁着访问之便,终于有机会上了他家看书,确实眼界大开。

许先生和蔼得很,又很热情,藏书家的热情。他把刚到手的一整卷《文艺世纪》合订本拿给我看,50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学杂志。随意一翻,就见侣伦、曹聚仁和叶灵凤等熟悉的名字,还有知堂老人的文章。再翻,突然见到一个作者叫作阿南达·杜尔,写了一篇《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》。天哪,该不会是已故印尼大文豪普拉姆迪亚(Pramoedya Ananta Toer)吧?

我有个习惯,每至一地旅行,必寻当地作家的作品来看。初遇普拉姆迪亚,就是多年前在印尼某机场的书店。那时离他的书解禁之日子未远,但印尼全国上下早已奉他如民族良心,一有新作,就几十万本地影印出来,地下流通。以一个异议作家而言,普拉姆迪亚也算得上坐牢第一了,不只系狱或软禁的年份够长,甚至还因分别对抗日本、荷兰与苏哈托三朝政权而出入囚室数次。硬气,肺也好,老是烟不离手,一把年纪才去,是个奇迹了。可惜的是,印尼人民很难过,觉得平白丧失一次得诺贝尔奖的机会,因为普拉姆迪亚已不止一次和诺奖擦身而过。

他的文学成就有多大,李欧梵教授已在他处不厌其烦地再三陈辩,用不着我补充。还是说回那篇《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》。根据普拉姆迪亚,原来印尼最有名的中国故事是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,因为印尼也有类似传说,只不过背景不同,梁祝是民间创造,而印尼的故事却是出自宫廷。普拉姆迪亚不愧是左翼作家,有跨国界的“阶级感情”,似乎认为来自中国的平民版“梁祝”要比印尼本土贵族货还要受到当地人欢迎,乃至于巴厘岛的印尼国乐甘美兰乐剧也把“梁祝”改成主要剧目!

这位“国际友人”为中文的左倾刊物撰稿,难免要特别强调郭沫若、艾青、臧克家甚至《李有才板话》在印尼翻译流布的情况。更叫人惊讶的,是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印尼译本竟是普拉姆迪亚本人动手的,以前可从未听说他会中文。除了鲁迅,他还选译了贺敬之的《白毛女》,这就可惜了,一个一流作家跑去翻译这种作品,不知是什么心理、什么滋味,我边看边想,实在捉摸不透。

我就这么站在许先生家里如获至宝地狠狠啃读普拉姆迪亚这篇短文,生怕记不住资料,几乎连访问都不想做了,电视台导演一定觉得情形很不妙。好在我早说了,许先生既和蔼又热情,看我欢喜的模样,就叫我别急。他回头到另一个柜子里翻弄书刊,居然找出另一册登了普拉姆迪亚这小文章的《文艺世纪》,放在我的手上说要送我。哈哈!这下真爽,亏我是戏子,还装了老半天不胜惶恐的样子,才“万分勉强”地把它好好装进书包。嘿,然后访问又能做了,还做得特别好。

梁文道
Sep 21, 20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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